冬天的立陶宛很孤寂，彷彿有一種流淌百年的孤寂感，走在又雨又雪又濕又冷的維爾紐斯（Vilnius）街頭，在並非觀光旺季的時候，久久都未必會與別人擦肩而過，所有的聲音也像是塵封在雪裡。
在波蘭東部有個盧布林（Lublin），這裡鄰近烏克蘭，街景乍看之下和華沙或其他歐洲城市沒有什麼不一樣，有著黃、藍、白、粉的房屋搭配紅瓦，還有行李箱輪子殺手石板路，但是附近有個惡名昭彰的Majdanek滅絕營。
這些是城市如今讓人看見的「現在」，不過錯綜複雜的過往則是在這些國家、城市成為這樣的稱呼以前，那也是民族重建的啟程。
從血色大地到民族重建
歷史學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的《民族重建：東歐國家克服歷史考驗的旅程（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Lithuania,Belarus, 1569-1999）》，探討了四百多年來的東歐，這個在16世紀為波蘭立陶宛聯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的區域，不僅幅員廣大、語言和族群多元，還產生歐洲的第一部憲法，然後在經歷了不同政權、強勢文化等多重影響下，如何分別成為了波蘭、立陶宛、烏克蘭和白俄羅斯？
在《血色大地》中，史奈德敘述了納粹德國和蘇聯於東歐地帶權力競逐時，輪番加諸於此地和當地人民的磨難。《民族重建》則將時序往前推進，從波立聯邦開始，以在此之後的民族概念演變為軸心，經歷了不同勢力角逐、衝突、瓜分、占領和族群清洗，新成立的民族國家試著化解宿怨、找出和平共存之道。
強勢的波蘭文化，促成了民族運動
「現代各個民族的概念，誕生於與過往敵人的密切互動」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這裡曾是「波蘭和猶太文明的中心」，甚至被稱為北方的耶路撒冷，這個立陶宛人口中的維爾紐斯，是波蘭人的維爾諾(Wilno)、白俄羅斯的維爾尼亞(Vil’nia)、猶太人的維爾內(Vilne)，俄羅斯則依時序分別稱之為維諾(Vil’no)、維納(Vil’na)、維紐斯(Vil’nus)。
這些多元的稱呼反應了各方對此地的認同，進而演變出後來的民族運動。
至於波蘭文化的影響力，在這個在波立聯邦時期，甚至於是羅斯帝國時，在此帝國疆域內最廣泛流通的語言、文化，也在日後的現代民族主義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而「大公國貴族的傳統文化都以波蘭語和書面斯拉夫語記載」，精通波蘭語也代表了不同一般的社會階級。另一方面，說立陶宛語的農民受到宗教的影響，19世紀慢慢轉向白羅斯語，因此「斯拉夫語區的擴大，提供日後波蘭與俄羅斯文明同化的跳板」。
「如果我們將目光鎖定19世紀末歐洲的鏡子迷宮，就會看到民族概念以各種奇怪的角度被反射，各地的民族主義者駐足鏡前，看著他們眼裡獨特、純粹、美好的形象並沈醉其中」。
史奈德分析19世紀末的立陶宛民族運動，他們努力將立陶宛文化擺脫波蘭文化的影響，於是「立陶宛語其實是在一個德國人的建議下，採用捷克語的拼寫方案，最終在俄羅斯境內擺脫了波蘭語的影響」。
另一方面，烏克蘭民族運動者也接連經歷面臨波蘭、斯拉夫文化和政治勢力，這也使得波蘭對於烏克蘭民族想像的形成居於關鍵的地位。因此烏克蘭運動者不僅要面對如加利西亞90%高階行政官員皆是波蘭人的狀況，亦即「不只要對抗波蘭人掌控的政府，還要對抗整個波蘭民族運動，因為後者不但致力於打造波蘭人的公民社會，更打算將加利西亞建立成波蘭人的民族國家」。
隨著加利西亞的知識分子在1900年達成了「烏克蘭人應該在族群文化疆域上追求獨立」，於是「這些源自近世的社會、宗教和語言差異，如今都在運動者和教士手中重塑成現代民族主義的形貌」，當宗教、語言、文化與特定民族認同相連結，在此之後此地的波蘭語已失去原本的文化、階層的特殊地位，只是眾多語言的一支而已。
世界大戰加劇波蘭和烏克蘭的對立
在一戰結束的時候，烏克蘭民族運動者的目的是要在加利西亞建立民族國家，這與立陶宛人希望建立一個以維爾紐斯的獨立國家願景一樣，不過立陶宛在一戰各方勢力爭奪下，有幸生存了下來，但是烏克蘭人卻因為「地緣政治的價值」，即使奧匈帝國、帝俄相繼解體，各方對於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地區的處置沒有共識，也不認為烏克蘭有權繼承前帝國的土地，在這段期間，除了國家間的戰爭之外，還有無數的「國家內部的武裝衝突，以及各種游擊行動、土匪劫掠和大屠殺」，這些行動造成約一百萬名的烏克蘭居民傷亡。
這個區域在1921年後大部分被併入波蘭，剩餘區域則納入蘇聯，後者在史達林主政、經歷大清洗和大饑荒前，曾有一段短暫的協助建立烏克蘭文化的歲月，讓知識份子以母語創作，流通的報紙和書籍、學校教育也是烏克蘭語。至於在波蘭治下的烏克蘭民族運動者，他們認為「波蘭就是烏克蘭民族運動的最大敵人」，且「對波蘭的敵意也蓋過蘇聯政權引起的廣大爭議，許多烏克蘭民族運動者甚至把蘇聯當成幫助烏克蘭建國的盟友，因為它建立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二戰爆發之後，這個地區短期內數度易主，1931-44年間，「波蘭人和烏克蘭人不斷歷經各種戰爭、占領、饑荒、報復、驅逐和種族滅絕」，而戰爭帶來的雙重占領，也讓此處統治正當性的問題再次出現。納粹德國和蘇聯都曾施行各自的大規模族群清洗和種族滅絕計畫，為日後族群清洗，昔時政權的協作者成為日後衝突時，種族清洗的執行者。加上波、烏社會菁英和力量幾乎在戰爭中被摧毀殆盡，納粹政權分而治之的手段，都讓波蘭人和烏克蘭人的對立更為嚴重。
「族群清洗產生的其中一個惡果，在於它將某些特定的暴行貼上了特定民族的標籤。那些施行族群清洗的人，藉著民族大義謀殺個人與個性，不僅是在羞辱與激怒倖存之人，將這些倖存者推向民族主義，還讓自己的族群成員淪為民族復仇的靶子。」所以烏克蘭人對波蘭人的族群清洗，招致波蘭人的報復，這又成為烏方政治宣傳的工具。
一方的攻擊多野蠻殘暴，另一方的回擊必定也是冷酷無情。光在1943-44年的盧布林和熱舒夫（Rzeszow）地區，波、烏雙方共殺害彼此約五千名的居民。
種族清洗和強制遷移
二戰之後的史達林，對於波蘭、烏克蘭、白羅斯長期的民族問題，決定沿《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劃定的邊界推行族裔同質化政策，「將人口疏散或遣返至屬於他們的民族故土」，於是經歷了數次強制遣返的行動，大大改變了百年來猶太人、波蘭、烏克蘭等族群混居的狀態，這些地區也等同完成了族群單一化，雖然並不算非常徹底。
後來成為西烏克蘭的加利西亞，1939年有39萬波蘭人口，至1947年僅剩七千，約減少98%。沃里尼亞納入波蘭，當地戰前的烏克蘭人口是60萬左右，戰後僅剩三萬，減少了95%，而二地的猶太人口皆少了97、8%。
某方面來說，「民族認同絕不是由族裔決定的必然命運，而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下做出的政治抉擇」。
展望未來的外交政策，歷史就交給歷史學家處理
戰後的波蘭對東政策，結合了戰略擘畫者的所見和預見，成為了融合現實主義，支持東歐的共產國家進入國際體系，也主張立陶宛、烏克蘭和白羅斯應獨立，而它們的獨立能保障波蘭的安全、帶來實際利益。
1990年代時，相繼著德國統一和蘇聯解體，波蘭亦著重與東方的鄰國維持良好關係，採行對東的雙軌政策：一方面與莫斯科的蘇聯中央政府聯繫，以確保蘇軍徹出波蘭，另一方面則是與蘇聯的各個共和國聯絡，將之視為國際法主題，以便外交正常化，並一再重申波蘭不會向立陶宛和其他東邊鄰國要回戰後失土。
1992年的波蘭外交部長斯庫比謝夫斯基提出了歐洲標準，也就是為了解決歷史爭議，將參照具體的歐洲法律規範，彼時的德國和波蘭藉由這樣的標準處理鄰國關係，二者皆透過「以成為歐洲未來的一分子為號召，阻止20世紀的民族衝突再次發生」，此外，「在兩個的政策中，歐洲都提供了足以服人的理念和說法，使得參與的國家願意達成和解」。
後來，這樣的政策成為波蘭社會的常識，他們清楚認知「波蘭民族曾經失去領土是一回事，但波蘭當下的國家利益則是另一回事」。因此，「在兩個彼此承認與解決國界及少數民族問題後，再重回歷史討論，便能進一步加深兩個的和解」。
「把歷史留給歷史學家來處理」他們真的透過來自雙方、兩個非政府組織與兩所國立高等院校，共同規劃一系列研討會，並且在每個主題研討後，以二種語言發表聯合聲明，列出雙方的共識和歧見。
雖然結果並非人人滿意，但仍顯現出雙方共同面對過往的努力。
小結
首次接觸波立聯邦這個名詞，大概是幾年前我造訪立陶宛和波蘭的時候，試著了解波羅的海三國，但是當時只震撼於二戰時期德蘇勢力這對幾個國家的影響，並不清楚波立聯邦這段時期，代表著這幾個如今分別獨立的國家，曾經是多麼緊密，甚至於波蘭的文化和語言是曾在這個區域有著強勢的影響力，直到讀了《民族重建》，才知道東歐這塊土地上這段錯綜複雜的過往。
我們看到這些地方的現在，他們能成為如今的模樣，其實是經歷了長期的衝突、對立、死傷，然後在鐵幕揭開的同時，波蘭務實的展望未來、建立與鄰國的關係，才能避免因邊界爭議讓人民再次承受無情戰火。
這塊血色大地上的人民，遭遇的磨難已經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