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國父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1869年10月2日出生於印度西部的博爾本達爾（Porbandar，現屬於古吉拉特邦），他的一生正是印度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在甘地的獨立運動之路上，他一生絕食了18次、入獄15次，只為實踐他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Non-cooperation movement），他也因此被尊稱為「聖雄（Mahatma）」。
雖然甘地並非完美無瑕，不過他的非暴力理念深深影響了後來的民權人士，包括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1918-2013）、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等等。由於他的國際影響力，他的生日10月2日也被聯合國大會訂為「國際非暴力日（International Day of Non-Violence ）」，以激起全球大眾對「鞏固和平、容忍、理解和非暴力文化」的重視。
本文將以《我對真理的實驗：甘地自傳（GANDHI: An Autobiography.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透過他頗為真誠的回顧自己的出生、成長，重探聖雄甘地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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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少年時代：平凡又有點叛逆
甘地的家族是商業有關的階級，不過祖輩開始就在各邦擔任首相，甘地的父親也先後在二個土邦擔任過首相，因此甘地認為他父親是「具備豐富的實務經驗，足以解決最複雜的問題，還可以指揮上百人」。
甘地的母親是非常虔誠的人，每餐必禱告、每日必去毗濕奴神廟參拜，若是許下誓言，即使生病也會遵守節食的誓言。這樣的德行對日後的甘地影響深遠。
至於甘地的求學階段，「沒有特別值得記述的地方，只是一個功課普通的學生而已」，不過「印象中我對老師和同學都不曾撒過謊」，只是「我總是害羞，拒絕與人為伍，書本和學校課業是我唯一的朋友」。感覺起來他在校園也不算是活躍的人物。
甘地13歲就結婚了，後來他覺得「強迫年輕人過早踏入婚姻，根本是不符道德的荒唐安排」。因為印度教徒對婚禮的重視，新人父母會花數月籌備，所以家族長輩在籌備心力和成本考量下，決定讓13歲的他和二哥、堂哥同時結婚，於是三人的婚禮一次辦妥。當時甘地對婚禮的看法，「只覺得每一件事都是理所當然、合宜、令人喜悅的，而且也迫不及待想結婚」；不過當時的習俗是「父母不會讓年輕夫妻單獨在一起太久，小妻子有一半的時間都待在她父親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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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甘地交了一位朋友，這位朋友以改革、強身健體的原因說服他吃肉，幾經掙扎後他嘗試了幾次，後來是因為對母親不誠實的心裡煎熬，讓他放棄肉食的嘗試；這位友人也曾經帶他光顧妓院，雖然什麼也沒發生，「那時我差點就栽進罪惡的淵藪，但無比慈愛的神在緊要關頭將我喚醒」，只是甘地本人也認知：「從嚴格的道德看來，這種情況應視為道德墮落，因為就算最後什麼都沒發生，肉慾還是存在」。
此外，甘地也因為吐出煙霧很好玩而抽菸，偷僕人的銅板去買菸，甚至於事事受限長輩的同意與否，這種無法獨立自主的難受感讓他和一起抽菸的親戚覺得痛苦，二人還嘗試過服用某種有毒植物的種子自殺，只是當下冷靜後發現「依賴長輩總比自殺好」，他們放棄自殺的念頭也戒了菸。
甘地於1887年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我發現自己完全不能融入。每件事都很難，教授上的課我完全跟不上，更別提出聽出興趣來了」，所以一學期之後他就回家了。
家族的朋友建議他可以去英國念書，在經過一番討論和籌錢，以及向宗教導師立下不沾酒、不碰女人、不吃肉的誓言後，甘地終於如願可以啟程赴英留學了。只是還有一個小波折，因為之前沒有吠舎階級的人去英國，社群因此召開種姓會議，主持會議的遠親認為遠行會改變宗教信仰，開始喝酒吃肉，對種姓社會來說是不妥的；只是甘地仍堅持要去英國留學，於是遠親將他逐出種姓社會，表示他是賤民，親族都不應幫助甘地。
雖然被階級驅逐，甘地還是出發前往英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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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人生的轉折：南非的律師工作和投入政治活動
留學英國期間，他除了修習律師所需知識外（有趣的是，當時的律師資格考其實不算嚴格，修完三年的課程後，分別通過95-99%合格率的羅馬法考試和75%以上合格率的普通法考試），也閱讀了宗教經典，並且從一些相關書籍的啟發，審視自己內心後，堅定了他的素食信念，也啟發他日後推廣素食的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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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於1891年6月10日取得律師資格，二天後便啟程返印度了。只是「取得律師資格容易，但當執業律師很難」，因為沒有實務的經驗，加上甘地對印度法律的不熟悉，這些都加深他返印度當執業律師的難度，因此在家鄉勉強撐了一陣子之後，恰好知道熟人在南非有訴訟案需處理，所以甘地便前往南非了。
剛抵達南非一週左右，甘地搭乘火車時，因為他的膚色，即使他買的是頭等車廂的票，也被要求去行李車廂，因為他不願前往，他便被推出火車了。其他人也有類似的經歷，無論身分、地位，只因為膚色便可能被站務人員或白人乘客刁難。
不僅如此，某省還公布了對亞洲人和有色人種頗嚴苛的法令，像是付人頭稅、不得持有土地、不得行走於公共人行道上等等。由於種種情況讓印度人生存不易，這些無論是親身經歷或他人轉述，使得甘地「益發認真思考改善此一情況的解決之道」。
1893年他們決議對選舉權法案提出抗議，並遞交請願書，強調印度人在納塔爾當地應該有投票權，雖然最後法案仍通過了，但是這也讓當地印度人了解：「我們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體，爭取政治權就跟爭取貿易權利一樣是每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結果雖不盡如人意，不過甘地在這些過程中也體會到：我這一生對真理的堅持教會我欣賞妥協的美感，在日後的人生中，我更發現這便是「非暴力主義」的核心精神。採行非暴力抵抗的作為有時可能會對我的性命造成危險，或引發朋友的不滿，但由此而追求到的真理卻堅比金石、燦若春花。
南非有來自印度不同區域的人，他們也有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瑣羅亞德斯教的信仰，與這些不同朋友的往來，也讓甘地「終身感激他們喚醒我內心對宗教思想的追求，也將永遠珍惜和他們相處的回憶」。
甘地在南非發行《印度輿論（Indian Opinion）》的報紙，除了入獄的時間外，每期都會有他的文章見報，「若無《印度輿論》，非暴力運動可能發動不了。讀者們不單單是為了閱讀非暴力抵抗的詳實報導，也是為了更瞭解印度人在南非的處境」；他也開辦了農場，「以手工勞動謀生」。
南非的經驗，讓他的非暴力抵抗思想萌芽。
從尋求合作到追求獨立：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運動的萌芽與實踐
在1915年時，甘地回到印度。他創辦了接受賤民/不可接觸者階級入學的學校，即使過程中遇到不少考驗；他也深入農村，改善如比哈爾邦的佃農狀況，並在三巴朗辦學、改善當地衛生條件。只是最後因為甘地忙於其他的牛隻復育和解決勞工紛爭等工作，未能趕回三巴朗，學校也就關閉了。
甘地協助當時歉收的凱達地區的農民，請求停繳一年的稅負，只是政府不能接受，於是甘地力勸農民進行非暴力抵抗，向他們解釋非暴力的原則。這場抗爭也引起群眾的注意。這次的經驗讓甘地知道：「文明是非暴力抵抗最困難的部分。這裡的文明並不是指表現於外的輕聲細語，而是發自內心的溫柔，對敵人懷抱善意。從事非暴力抵抗的人，一言一行都必須展現此等襟懷」。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甘地和其他領袖受邀至德里參加戰爭會議，英國總督希望甘地支持募兵，甘地也向政府表達他將在會議中以印地語發言來表達立場，基於「與大英帝國站在同一邊，加入戰爭，從中接受鍛鍊，並且學得能力，以抵禦戰爭的殘暴」，選擇加入救護隊。不過，甘地支持募兵的態度也引發了不少批評。
據徐國琦教授於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Amazon書籍資訊）所述，一戰時，亞洲僅有印度和越南人直接投入作戰，總計約120萬的印度人在法國、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前線與英軍共同為帝國而戰，其中80萬人是負戰鬥任務的軍人。在軍人之後，則是支援前線的工人，不僅是人力，南亞次大陸亦提供龐大的物資和經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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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甘地等政治人物而言，他們不過是希望藉由如此的協助，換取印度自治的權利。
在他1922年3月在被控反政府時陳述：「我第一次在南非與英國當權者接觸的經驗並不愉快，我發現我身為人類與印度人，但卻毫無權利。更正確地說應該是，我發現因為我是印度人，所以沒有人權」，當時甘地認為：「這種對待印度人的方式是這個體制的贅瘤，帶這個體制在本質上主義還是良善的。因此我發自內心真誠地與政府合作」，無論是響應募兵或其他舉措，但是戰後發生的種種，讓甘地與許多人都改變了態度。
一戰結束後，英屬印度政府的態度，卻是打算通過羅拉特法案（Rowlatt Act），讓政府有權將任何危及政權的嫌疑人逮捕入獄。甘地認為當時的英屬印度政府，「只有對方真正睡著時，你才能夠喚醒他；若對方只是假裝睡著，你怎麼叫也不會有效果」，即使各界的反對，政府只是想要快速通過這個法令。
1919年3月18日羅拉特法案通過，甘地呼籲各地在4月6日罷工絕食以對，「當天整個印度從南到北、從城鎮到鄉村，百工通過停業」。只是接下來一週許多地方陸續出現騷亂，暴力行為出加劇致英、印雙方皆有死傷，4月13日更爆發了阿姆利則慘案（Jallianwala Bagh Massacre/Amritsar Massacre）。政府對人民的暴行改變了不少人對政府的態度，半年後甘地終於可以進入當地時，國大黨另外成立非官方的事件調查委員會，「我越深入調查政府對人民所做的暴行，就越瞭解政府暴虐的一面與官員喜怒無常的獨裁作風」。
對於各地的騷亂，甘地承認：誤判情勢，鑄下喜馬拉雅山一般的大錯。因為群眾們還未能完全了解公民不服從的內涵，以致暴力行為出現。「我們對非暴力抵抗者的要求不僅止於此，他必須自願且自發地遵守規定，並且經過思考後出於意志加以遵守。他必須認為守法是神聖的職責。唯有小心翼翼地守法，他才能公正判斷良法與不公義法律的差別。能做到這一點，他才有權利在特定環境下針對某些法律進行公民不服從」。
大約在此時，甘地受邀參加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聯合會議，該會是要「討論基拉法特內部紛爭帶來的新局勢，以及印度人與穆斯林究竟該不該參加和平慶祝活動」，會議中甘地首次使用「不合作」，因為「若想對抗政府，唯有停止與政府合作」。之後不合作運動的字眼開始被廣泛使用，而這個概念也化為實行，在日後的獨立運動中扮演要角。
甘地也正式加入印度國民大會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INC; 簡稱國大黨），他首要的任務是為阿姆利則慘案建造紀念館，也募到足夠的基金，只是「印度必須面對的問題是：蓋什麼樣的紀念館，才能讓印度教徒、穆斯林或錫克教徒高興」；另一個任務是修訂黨章，「我對這份修訂章程感到相當自豪，也認為這份章程足以顯示我們具備了自治能力。這份工作可說是我與國大黨政治淵源的開端」。
另一個重要活動是甘地發動自製棉布，也就是抵制外國貨運動。他的目標是「身上穿的布料必須是自己親手織成」，因為「任何能幫助印度擺脫貧困的事物，都算是建立起一種自治」，且還能協助婦女就業，所以甘地設法尋找原料、紡車、學會紡紗。紡車與甘地也成為日後他的重要形象之一。
在國大黨那格普爾年會上，全體通過不合作運動的決議，也通過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合作、廢除不可碰觸者階級、自製棉布等決議。「而國大黨也因為推廣自治棉布運動，與印度貧苦大眾建立起深厚的聯繫。至於基拉法特的不合作運動，則是國大黨促進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合作的一次嘗試，深具實質意義」。
為什麼甘地會成為政治領袖呢？
他在自傳中也解答了：「對人生任何一個面向都不能置身事外，這就是我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投身政治的原因。我可以謙卑但充滿信心的說：那些侈言宗教與政治無關之人，根本不明白宗教的真諦」。不過，這樣的觀點，並不是人人都能理解、接受，就連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在他的自傳也坦承甘地的有些觀點令人費解。
小結：真理的模樣和坦蕩的自傳
甘地說他的自傳的每章、每頁，是為了向讀者證明「實現真理的唯一途徑，就是透過非暴力的作為」，而他的人生經驗也向自己證明了：「如果想見到真理的全貌，唯有完全落實非暴力才可行」。
我看完甘地的自傳，會覺得甘地在自己的自傳中頗為坦承，包括關於自己各種飲食、療法的試驗，以及對欲望的看法和之後決定禁欲的心路歷程，甚至於他為人夫、人父的作法。
我覺得以現代的角度而言，他對偏方和家庭角色的態度其實都非常有時代特色，他在家中權威的角色，而他的孩子在他對於經驗傳承的堅持下，加上甘地後來忙於公眾事務，也沒有完整的受到甘地想教授的完整文科教育，其實也未能在學校接受教育。這方面難以定論好或不好，他的作法確實反映了當時的某些思維。
綜觀甘地的一生，其實他出生時印度起義（1857-58年）才結束沒幾年，蒙兀兒帝國正式告終也才沒有多久，至於首位加冕為印度女王的維多利亞女王（1876年），這也是發生在他童年的事。
在英屬印度的時期，其實也是印度獨立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他在家鄉、英國和返回印度各處的種種經歷，一點一滴都積累成甘地這個人，也許不盡完美，甚至有些想法和作法讓人不禁覺得矛盾和奇怪，不過這也就是真實、坦蕩的甘地。
「一個人若不能出於自己的意志把自己放在最後，就無法獲得真正的解脫。『非暴力』正是最極致的謙卑」。
他的理念仍持續影響後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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