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韓國作家韓江(Han Kang, 1970-),因為得獎的新聞,我才會知道這位作家,找了作家的幾本著作來看之後,深深體會到她的文字魅力,也就是她獲獎原因:「以她強烈且具詩意的散文面對歷史創傷,並揭露了人類的脆弱」。
《永不告別(I Do Not Bid Farewell)》(2021年)和《少年來了(Human Acts: A Novel)》(2014年)便是這樣的作品。
《永不告別》是以濟州島四三事件為背景;《少年來了》則以六個視角呈現了1980年5月18日至27日的光州事件(或稱518光州民主化運動),這個市民為了民主自由而抗爭,卻被槍枝彈藥強力鎮壓,期間逝去的人們,以及倖存者之後的生活。
想到之前看過的關於韓國1980年代的電影,包含:南山的部長們、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12.12:首爾之春,其中都不乏挺身面對政權、軍隊的人,他們或許有名、無名,皆呼應著迎向軍隊的少年形象,因此本文希望透過《少年來了》和相關電影、著作,綜合一些關於1980年代韓國民主化過程的故事。
5.17緊急戒嚴令,那些鼓起勇氣迎向軍隊的少年
首爾的雙十二軍事政變,讓全斗煥(1931-2021)全面掌握軍事、政治權力,他也主導了1980年5月17日緊急戒嚴令的發布,全面禁止政治集會和活動、大學停課、逮捕和軟禁金大中(1924-2009)、金鐘泌(1926-2018)和金泳三(1929-2015)等民運人士。
抗議戒嚴令的大學生被軍方暴力鎮壓,但學生、市民仍持續走上街頭集會、示威,於是全斗煥封鎖了光州對外的聯繫,並允許軍方真槍實彈以鎮壓抗爭的市民。
光州事件歷時十天。
「五月本該是春暖花開的季節,街道上卻像十一月天一樣淒涼,圍繞著一股可怕的肅靜」。
光州事件前幾個月,韓江一家從光州搬到首爾,事件期間報紙上刊載了光州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新聞,經歷過無法撥通給光州市內親人那段時光,後來一點一滴從大人間刻意壓低聲音的交談中,知道了事件中親戚家失蹤的租客姐弟、罹難的男孩東浩是父親曾教過的學生。
東浩的哥哥對韓江說,關於東浩的事,「要據實寫下,不要讓任何人再汙衊我弟弟」。
小說圍繞在幾個和少年東浩有關的角色之間,而這些角色綜合許多親歷者的真實經歷塑造而成。
國三生的東浩和正戴先後死於軍人的槍下。死去的人,他們的靈魂無處安放,「我想要飛向他們,質問他們,到底為何要殺我、殺我姊,以及他們是如何殺害她的」。
留下來的人呢?死守道廳當晚被勸離的恩淑,五年之後在出版社工作,固定業務之一是要將稿件送市政廳的檢閱科,被塗改的稿件才能送印出版。「她在熟悉的恥辱感裡想著那些死者,他們應該都不會再感到飢餓了吧,因為人生都化為烏有了;但是對她來說,因為還有未完的人生,所以會感到飢餓。過去五年來不斷折磨她的其實正是這一點:還會感到飢餓且面對食物會有食慾」。
「她最害怕的,應該是只有自己一個人存活下來這件事」。她沒有被逮捕,只是接下來的生活,「在你死後,我沒能為你舉行葬禮,導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場葬禮」。
被逮捕之後遭受嚴重刑求的人呢?振秀和他的獄友們,經歷了殘忍的人類本質。十年之後的他們,痛苦是揮之不去的夢魘,學業就此中斷但也無法進入一般公司,「我們在日復一日的失眠與噩夢之間,在止痛劑與睡眠誘導劑之間,不再青春,也不再有人為我們擔心或流淚,就連我們自己都輕視自己。我們的身體裡有著那天夏天的調查室,有黑色Monami 圓珠筆,有露出白骨的指頭,有含糊、哀求、乞討的熟悉嗓音」。
有些人精神失常,有些人選擇自我了結,其他人則是每天都與自我掙扎著,「與還活著的自己、與沒死掉的羞恥感奮鬥,與我是人類的事實奮鬥,與唯有死亡才能讓我解脫的想法奮鬥」。
二十年後的善珠,試著遺忘刑求對生理和心理的創痛,「他們對你詆毀謾罵、用水潑你,你把那些瞬間統統拋在腦後才走到了今天。已經沒有路可以回到那年夏天之前,也早已沒有方法可以回到屠殺和拷問之前的世界」。或許對她而言,活下來的意義,就是留下對事件的證言。
三十年後的東浩母親,始終後悔當晚沒有帶回兒子,「我就那樣從此永遠失去了你」。她第一次出席了受難者家屬會,「大家準備要離開時,彼此緊握著雙手,感受那冰冷的肌膚……我們互相牽著像稻草人一樣空虛的手,互相撫摸著像稻草人般的背,注視著彼此的臉。我們的臉孔一片空洞,雙眼無神,互道晚安並相約明日再見」;後來一次次的聚會,所有的母親就是這樣互相扶持、一起奮戰,即使北上首爾的巴士內被丟了催淚彈、所有人被抓進鎮暴巴士,然後一次一位被隨意地沿途丟下車。
其實創傷經歷會留存於基因裡,傳承給下一代。
遭受刑求的人受訪時說:「那段經歷就像是一場核災,附著在骨頭與肌肉裡的放射性物質,存留在我們的體內數十年,並且讓我們的染色體變形,將細胞變成癌症來攻擊我們的性命,就算死掉或者火化後只剩下白骨,那些殘留物也不會消失」。
原本光州事件被政府定調為北韓間諜策動發起,因此才能賦予強力鎮壓暴亂的正當性,在韓國1987年12月總統人民直選之前,為了光州事件平反,也是當時許多投入民主抗爭者的訴求,如電影《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其中的朴鍾哲(1965-1987)、李韓烈(1966-1987),而李韓烈的重傷、死亡導致大規模的六月民主運動,最終政府妥協採取總統直選的民主改革措施。
事實上,李韓烈北上首爾就讀延世大學前,便是在光州生活、求學。
「霎時的青春,並非徒然的夢」,這是為紀念1970年11月13日以自焚爭取勞權的工運人士全泰壹(1948-1970),後來韓國六月民主運動的代表曲之一《當那天到來》的歌詞。
無數投入民主抗爭的青年們,他們的青春雖然倉促,不過絕非徒然。
光州事件起因:雙十二政變的影響
若談及光州事件的前因,應該要回到前一年年底,也就是1979年12月,這也是電影《12.12:首爾之春》刻畫的雙十二政變。
那晚的政變,之後的政局動盪埋下光州事件的伏筆。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總統(1917-1979)被暗殺身亡,由於朝鮮半島的敵對狀態,因此南韓境內本島的範圍內皆發布戒嚴令。
時間來到電影《12.12:首爾之春》的1979年12月12日,以全斗煥為首的軍人決心發動政變,他們設法綁架了時任陸軍參謀總長的鄭昇和(1926-2002)將軍,迫使總統追認以合法化他們的行動。
不過《12.12:首爾之春》著重於叛軍和守備軍的對峙,且對以鄭雨盛飾演的李泰臣(事件的原型人物為張泰琓(1931-2010))刻畫頗多。他挺身迎向叛軍,不過最後的下場是被拘留、強迫退伍。
後來軍中也經歷一番整肅,確保留下的人是對政變沒有意見的人。
被綁架將軍的視角:雙十二政變的遭遇
鄭昇和將軍當晚被綁架,所以電影中他的戲份也不算太多,不過他的後續遭遇,可在他的回憶錄《將軍之夜:韓國雙十二事件》看到。
電影中的鄭昇和將軍是個正派人物,確實他本人也是如此,他投效軍旅33年,「不自欺欺人」是他的信念;他也不結黨營私,相較之下則是全斗煥、盧泰愚(1932-2021)為首組成的壹會,在軍中發展了頗有規模的人際關係網。
鄭將軍於二戰結束時從軍,韓戰時擔任白骨部隊的大隊長,經歷了許多惡戰苦鬥。1979年2月擔任參謀總長,這是是他職涯的巔峰,不過在12月12日,他的軍旅生涯被迫畫下句點。
12月12日傍晚六點,二位軍官到了鄭昇和的官邸,以上級指示他們需請鄭至可錄音的地方錄下關於朴正熙總統被暗殺事件的陳述,當鄭以為是崔圭夏代總統(1919-2006)的指示時,並打算請副官致電總理和部長確認時,有位穿著青瓦臺警護室服裝的人衝了進來,持槍打破客廳的玻璃窗,在槍枝的逼進下,鄭被狹持上車,被帶往未知的建築物中。
當時鄭完全沒想到是政變,誤以為是代總統的調查指示,「我那幾乎是愚忠似的對國家之忠誠,對長官與軍隊的信心,連作夢也不曾有過那種想法,只抱著一顆正正當當之心而已。因此,我才會在毫無準備下被牽連進去,招致被綁架的結果,這是我一生以來所犯的最大錯誤」。
當時對外的消息是鄭瀆職,「雖明知大統領被殺害之事實,但未即刻掌握現場,採取收拾之挫置,又以無需驚動百姓之理由,遲遲不採取緊急措施,可知其毫無良心道德可言」,且在被捕之後,「又利用物證之不足,頑強否認犯行。在搜查官理性之追問下,始坦率陳述,在真理之前屈服,暴露了以上之罪行」。
相關的論述刻意讓鄭與暗殺朴正熙的兇手金載圭(1926-1980)有所牽連,彷彿鄭被拘押、待審都屬合理,並於13日起解除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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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鄭實際被非法拘押期間,他遭受了棒打、灌水等刑求逼供,就是欲加以鄭為金共犯之罪。後來鄭未免過度刺激他們、使得狀況變更糟,他選擇暫時忍辱而妥協,以待活著出去後說出真相,於是在他們主張、而非鄭陳述內容的筆錄上按捺指紋。
後來鄭覺得妥協這件事,「這是我一生中的最大失策」。不過也因為鄭的妥協,在12月27日後沒有繼續調查動作,只是後來被移送至陸軍監獄,在這迎接了1980年的元旦,也才知道了雙十二事件的真相,而這一切的行動還被大統領追認而合法化。「我所想像的狀況太過於單純了,無條件的相信軍隊組織和軍令體系,並對軍人的精神過分的給予高度的評價」。
1980年3月中,軍事審判結束,鄭被判處七年徒刑,他放棄上訴,因為他們說若鄭放棄上訴,金載圭執行死刑後鄭將被赦免釋放,等到適當時機還可復權。
光州事件結束後的6月12日,鄭終於被釋放,不過當時他很清楚:「歷史的寒夜尚未過去」。因為這個事件,他失去了軍籍和將官待遇,直到1988年才恢復名譽。
對於雙十二政變,「我那時候認為發動政變是絕對不可能的。軍方輿論壓倒性的期望政治中立,我也相信即使是某一部隊想發動政變,別的部隊也絕對不會呼應,我也未曾想過陰謀政變的事」。
鄭當時擁有很大的權力,有些人責難他怎麼不抓權,這樣當然可以避免事件發生,「對於沒有發動與他們相同的手法來對抗他們而認為我輸了的這點,我不後悔,與其變成與他們同類的人,我寧可選擇做一名失敗者。我認為國家的指導者首先必須具備的德目不是才幹,而是『正直性』」。
Source: 筆者拍攝於青瓦臺
小結:人類的本質
韓江的小說探討的是人類的暴力和欲望。她在十歲時聽到大人關於光州事件的耳語,或許便是她創作的起點,而她筆下的便是人性和行為的眾生相。
「光州是遭到孤立的,是受蠻力踐踏的,是被毀損、卻不該被毀損的代名詞。災難尚未結束,光州不斷重生又再度被殺害,靠著傷口惡化、爆炸,在血跡斑斑中重建」。被記錄下來的事件現場,有軍人追打著頭破血流的人、傷痕纍纍的遺體,但也有刻意將槍口不對準市民的軍人。
當晚留守道廳的市民,他們有些人拿到了槍枝,但其實沒幾個人發射過子彈。「他們打從一開始就不想要成為犧牲者,所以才會選擇留守在那裡」,雖然他們很清楚沒什麼勝算,但就覺得自己應該要留下來,良心驅使著他們與具有優勢武力的軍人抗衡。
很多年以後,1987年時掩蓋事件的黑暗終於露出曙光,那些迎向軍隊的人們,因此死亡、被嚴重刑求、或是被留下來的人們,終於「請你帶我往陽光能夠照射到的明亮地方,往花開的地方走」。
那麼四十年後的現在,希望光亮能照亮過往的所有幽暗,亦願不再有政權讓人民做出需挺身面對軍隊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