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唐有唐詩，宋有宋詞，則1950年代以後的華人文化圈，便有武俠小說/電影/電視劇。在華文圈成長的人，即使未曾讀過金庸（查良鏞，1924-2018）原著，也一定知道金庸創作的武俠故事，就如未必人人都有機會聽莎士比亞的戲劇，但多少都知道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事。偉大的文學家傳承的不止是「文字」，更是文字背後的精神和故事，其作品能感染無法得見文本的普羅大眾，金庸小說便屬於這種超越文本，深刻影響華人文化的經典。本文將以金庸小説連載期間（1955-1972），簡介小説與時代脈絡之關係。
在1952-1954年間，金庸以寫影評維生，爲此差不多每天看一部電影，看的多數是外國電影。及至1954年，吳氏太極拳與白鶴派在澳門擺擂台比武，引發熱議，金庸遂在1955年2月，開始於《新晚報》連載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説《書劍恩仇錄》。1956年1月，他繼續在《香港商報》連載《碧血劍》，同年，與從事記者的次任妻子朱玫結婚，婚後朱玫以其新聞從業經驗協助金庸創辦《明報》。
武俠夢的開始
1957年1月，金庸在《香港商報》連載《射鵰英雄傳》，暴得大名。倪匡曾評價：「在1957年，若是有看小說而不看《射雕英雄傳》的，簡直是笑話」。1958年，峨嵋電影公司隨即改編《碧血劍》、《射鵰英雄傳》成粵語長片上映。《射鵰英雄傳》開啟了武俠小説的時代，如1961年連載的《天佛掌》（後改編粵語長片《如來神掌》）中「一邪、雙飛、三絕掌」及「東島長離」明顯糅合了《射鵰英雄傳》中「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絕」、「桃花島主」等設定。必須指出的是，金庸小説中的「降龍十八掌」和「神劍仙猿」等設定衍生自《蜀山劍俠傳》（1930年）的「降龍八掌」和「通臂神猿」，可見金庸也非憑空創作，而各武俠小説間有著鮮明的傳承和歷史脈絡。
值得一提的是，從1958年起，印尼政府實行強硬對華政策，關閉部分華文報章，因此金庸小說未曾在印尼華文報章上連載。金庸小説在印尼主要以兩種方式流行：一是在報攤出售金庸武俠小說小冊子；二是經翻譯在印尼報章上發表，如印尼《新報》翻譯連載《神鵰俠侶》、印尼《明星周刊》翻譯連載《碧血劍》，其他如《射雕英雄傳》（1960年）、《倚天屠龍記》（1961年）、《飛狐外傳》（1961年）、《白馬嘯西風》（1963年）、《天龍八部》（1963年）也陸續翻譯成印尼文連載。直到1965年，九卅政變後，印尼共產黨瓦解，政府打壓華族文化力度加大，印尼文武俠小說也被列為禁止內容。印尼文武俠小說轉向以單行本為主，此後有印尼文《笑傲江湖》（1966年）、《俠客行》（1967年）、《素心劍》（1970年）、《鹿鼎記》（1982年）等出版。
⬆金庸原著與影視作品比較
1958年，金庸也到左派電影公司，長城電影公司任編劇，筆名林歡，撰寫的第一個劇本是「絕代佳人」，導演是程步高，之後也與程步高合導電影「有女懷春」。1959年2月，金庸在《新晚報》連載《雪山飛狐》。同年，長城電影公司政治審查日趨嚴格，一年不見得能拍上一、兩部電影，金庸考慮轉而辦報。5月，金庸創辦《明報》，並連載《神雕俠侶》，《神雕俠侶》中主人公斷臂的設定更被倪匡借去撰寫了張徹的電影《獨臂刀》（1967年）劇本。儘管金庸撰寫的是通俗小説，但本人並不喜歡庸俗化，也主張辦報要有社會責任，不能刊登產生不良影響的文章（如主張人生懶散亦可的文章）。潘耀明（1948-）指出早期金庸作品的讀者主要是小市民（後期則逐漸擴至知識分子），其幾部暢銷武俠小說如《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均在以小市民為對象的報刊刊載，可見金庸小説有將典雅文化帶入通俗文化的意味，即「通俗而不庸俗」。
武俠的時代
1960年代，武俠小説的潮流被社會各界承認，武俠風潮正式掀起。1960年1月，金庸在《武俠與歷史》連載《飛狐外傳》，同年，峨嵋電影公司將《書劍恩仇錄》、《神鵰俠侶》改編粵語長片上映。倪匡說，金庸在1950年代末期，創造出兩個極其突出的人物，一個是完全不通人情世故的小龍女，一個是深諳人情世故，但一意孤行的楊過，因為在1960年代，世界各地青年人的主導思想就是叛逆，而叛逆的類型，又離不開自覺和不自覺兩類。以上反映了《神雕俠侶》有引領潮流的面向。
此外，柏楊回憶，1960年代文化界人士曾提議把武俠小說正名為神怪小說，即舊派武俠小説《蜀山劍俠傳》所屬的類別。然而若定位「神怪小說」，則在中華民國政府政策下，報刊將會停止刊出此類作品，所以報刊為了銷路，繼續採用武俠小說的名義。同時，武俠小說作家自身也不甘被稱為神怪小說作家，認為「武俠」有莊嚴意義，與怪力亂神有上下床之別。新派武俠小説作家的自信可追溯自五四運動後社會瀰漫對理性、科學的普遍推崇，其内容明顯吸收了整理國故運動的成果，對傳統文化素材的運用保持節制，且基本不觸及神鬼話題，與舊派武俠小說動輒煉丹飛劍大不相同。因此，當時的新派武俠小說作家和讀者往往帶有滲雜現代特色的文化優越感，自信是「文人」、「知識分子」，和封建迷信的「巫」、「妖」不可同日而語。
柏楊談到金庸武俠小説的特色時，則指出其與過往只在深山大澤打鬥的武俠小說不同，金庸的武俠，不止有「武」，更有「俠」，如金庸小說中，一個人的高貴主要在於其危難時顯出的善良，武俠堅守政治原則的氣質。另外，金庸的武俠小說是完整的文學作品，結構和主題都帶有衝擊力，運用熟悉的歷史背景，對暴政下被迫害的農民與暴政蹂躪下的人權和生命，充滿愛心和不平，此時金庸筆下的民族大義更是澎拜如潮。
1961年，金庸在3月、7月、10月，分別在《武俠與歷史》連載《鴛鴦刀》，在《明報》連載《倚天屠龍記》、《白馬嘯西風》。同年，峨嵋電影公司將《鴛鴦刀》改編粵語長片上映。1963年，豪華影片公司將《倚天屠龍記》改編粵語長片上映。同年1月，金庸在《明報》連載《天龍八部》，此時金庸開始以「先有人物，後有故事」進行寫作，據其本人的説法，這樣的好處之一是方便每天連載，如果有統一的性格，構思、篩選故事情節便容易多了，因此便嘗試構思喬峰的剛陽角色，然後創造段譽的陰柔角色。可以説，《天龍八部》便是通過生動的人物將鬆散的情節、宏大的背景連接起來。
1963年10月，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論「要褲子不要核子」，反擊陳毅的「要核子不要褲子」論，觸發與親共報紙論戰。1964年11月，金庸領導《明報》針對親共報紙的批評發表一系列反擊文章，其中包括對中國大躍進的無用功情況，以香港流行語「少做工夫，多嘆世界」作爲論點。
1964年9月，金庸在《東南亞周刊》連載《連城訣》，同年，峨嵋電影公司改編《雪山飛狐》粵語長片上映。1965年，揚子江影業公司改編《倚天屠龍記》粵語長片上映。1966年6月，金庸在《明報》連載《俠客行》。
踏入大雅之堂的武俠小説
1966年4月12日，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陳世驤致金庸，評《天龍八部》書：「然實一悲天憫人之作也……讀《天龍八部》必須不流讀，牢記住楔子一章，就可見「冤孽與超度」都發揮盡致。書中的人物情節，可謂無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寫到盡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寫成離奇不可；書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處藏著魍魎和鬼蜮，隨時予以驚奇的揭發與諷刺，要供出這樣一個可憐芸芸眾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結構鬆散？這樣的人物情節和世界，背後籠罩著佛法的無邊大超脫，時而透露出來。而在每逢動人處，我們會感到希臘悲劇理論中所謂恐怖與憐憫。」此信代表金庸小説受高等知識分子承認，踏入「正式」文學的門檻。
1967年，金庸因恐懼中國收回香港，遂在新加坡創辦《新明日報》，並在《新明日報》連載《笑傲江湖》。4月，金庸在《明報》連載《笑傲江湖》，5月，金庸反對六七暴動，支持政府鎮壓，8月，被左派列為暗殺目標，一度逃離香港。在被追殺和逃亡的背景下，金庸自述《笑傲江湖》的寫作動機是「因為想寫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見現象，所以本書沒有歷史背景，這表示，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此外，梁羽生在1966年討論金庸小説時提到，當時的好萊塢開始流行心理因素類電影，強調由於某人做了某一件事的刺激，導致心理失常做壞事。作爲前導演、編劇的金庸可能受好萊塢的影響，使《笑傲江湖》出現自宮練劍導致人物性情大變的設定，而此類因習武而使心理改變的情節在之前十分罕見。
同時，邵氏公司在1967年改編自《書劍恩仇錄》的電影《儒俠》、改編《倚天屠龍記》的電影《神劍震江湖》上映。
1969年8月，宋淇訪問金庸時，除了提及此時美國有許多地方成立金庸學會，成員有大學教授和學生外，也向對方指出他注意到金庸小説從一開始到《笑傲江湖》的主角都是英雄。10月，金庸在《明報》連載《鹿鼎記》，韋小寶成爲唯一反英雄的主角。12月，金庸在《明報晚報》連載《越女劍》。1972年9月，《鹿鼎記》完結，至此金庸完成了長達18年的漫長連載生涯。
⬆各金庸小説影視版本比較
一代人的記憶
金庸小説除了聲名遠播外，對文化發展更有實質影響。武俠小說的流行，產生了另一個副產品：武俠電影。與粵語長片時代的「黃飛鴻」武打不同，新的武俠除了引入新的攝製技術外，更講求動作之間的邏輯，武打不再只是「湊熱鬧」的過場戲，而成為講故事的方法之一（如武功與人物性格相符（降龍十八掌/郭靖，《射雕英雄傳》）；武功與情節相襯（令狐冲坐鬥田伯光，《笑傲江湖》））。一系列武俠電影的拍攝和流行，也為香港培養了一批足以傲視全球的武術指導和武打明星。
同時，新派武俠小說經報紙、電視、電影廣泛傳播，也改變了大衆對武俠小説的印象。從1950年代起的數十年，以新派武俠小説為基底的武俠題材在電影、電視以幾乎不間斷的頻率上映，及至1990年代後，北京大學開設金庸研究課程，《天龍八部》更被列入高中語文教材，如此種種，徹底顛覆社會大眾對「何謂武俠小說」的認知，產生金庸般的寫作方式才是武俠小說的新常識。同時，作爲舊派武俠小説代表的《蜀山劍俠傳》則因上述的典範轉移，被移出武俠小說類別，當下文藝界將之歸納到新類別「仙俠小說」。
此外，金庸小説不止是流行讀物，更成為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民族主義啟蒙讀物。古龍曾說：「五四時代是反傳統主義，我們現在寫武俠小說的人卻是去認識傳統。」對當時青少年而言，連稍微艱深一點的《紅樓夢》或同時期的梁羽生武俠小說都缺乏吸引力，更何況是嚴肅艱澀的國學論著？因此，與過往艱深難解的「國學」相比，金庸小說既提供了激發升斗市民民族熱情的娛樂，也喚起青少年對國族文化的興趣。
在鼓舞市井之徒以外，金庸小説也感染了書香子弟。1970年11月20日，陳世驤致金庸的信中說：「當夜只略及弟為同學竟夕講論金庸小說事，弟嘗以為其精英之出，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關世運。」及至1980年代，馮其庸在耶魯大學與余英時討論的話題之一，也是金庸小說。金庸小說使知識份子開始注意武俠小說，也讓知識分子願意公開展現其閲讀市井讀物的興趣，原因在於金庸小說滿足了知識份子的趣味和對文化的嚮往，這在其他正統文學較難滿足。
在通俗小説對嚴肅學問的影響上，也能從各方學者的話語中常出現類似「武俠小說」的語句窺探金庸小説的潛移默化。如1960年代，李濟開始以「無用之用為大用」（語出《莊子·人間世》）闡釋其史學觀念，然而此違背其本人歷來的語言習慣，也很難想像一個幾乎未曾涉獵中國思想研究的實證史學家會突然感悟《莊子》的深層涵義，並將之應用到史學方法上。因此，李濟更可能是受到《神鵰俠侶》的「重劍無鋒，大巧不工」、「漸而進於無劍勝有劍之境」影響，模仿金庸的修辭方式以描述自身學術理念。由此，可推知金庸小說中的武學觀，至少影響了個別學者對學術概念的表達。
在金庸小說的十八年連載歷程中，讀者層次不斷提升，逐漸為文化教育高的中產階級所接受，包括專業人士、文化人，後者更包括大學教授、著名學者。陳世驤曾形容金庸小説「離奇而不失本真，則可與現代詩甚至造型美術之佳者互證明」，百年以後，也許學生在上《中國文學史》課程時，會將金庸視為這個時代的代表，一如李杜之於唐詩，關漢卿之於元曲。
推薦書目：
金庸著作：《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射鵰英雄傳》、《雪山飛狐》、《神鵰俠侶》、《飛狐外傳》、《倚天屠龍記》、《連城訣》、《天龍八部》、《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