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尼·戴普訴安柏·赫德案啟示
2022年4月，強尼·戴普（Johnny Depp）訴安柏·赫德（Amber Heard）案開始審訊。本案引起的女權爭議是不論安柏·赫德律師的結案陳詞，還是其本人的庭審感想，都將自己置身於女權運動的宏大敘事中。支持安柏·赫德一方，認為她是男權社會下的受害者，代表了#MeToo運動背後的廣大女性利益；支持強尼·戴普一方則認為這是一宗無關#Metoo的家暴案，告訴大家男性也可以是家暴受害者。本文將集中討論雙方關於女權的論述，並分析此事件（包括案件外的社會反應）是否意味女權的倒退（Setback for all women）。
本案源於《華盛頓郵報》在2018年12月18日刊登的特稿，題為〈安柏·赫德：我反對性暴力——並面對我們文化的憤怒。 那必須改變。〉（Amber Heard: I spoke up against sexual violence — and faced our culture’s wrath. That has to change.）。強尼·戴普認為其涉及誹謗，因此起訴安柏·赫德。判決中，陪審團認定以下內容不實，符合定罪要素：
(1) “I spoke up against sexual violence — and faced our culture’s wrath. That has to change.”
我反對性暴力——並面對我們文化的憤怒。這必須改變。
(2) “Then two years ago, I became a public figure representing domestic abuse, and I felt the full force of our culture’s wrath for women who speak out.”
兩年前，我成為了代表家暴的公眾人物，我感受到了我們文化針對對大聲疾呼女性的所有憤怒。
(3) “I had the rare vantage point of seeing, in real time, how institutions protect men accused of abuse.”
我在一個難得的有利位置，可以實時看到機構如何保護被指控虐待的男性。
不難發現，在上述定罪要素中含有强烈的宏大敘事色彩。第一點連接了性暴力和整個文化，第二點將個人的家暴遭遇和所有女性連接起來，第三點將以上問題指向整個社會對男性的保護，而她則是那位能看見系統性不公的觀察者。安柏·赫德的律師班傑明（Benjamin Rottenborn）和伊萊恩（Elaine Bredehoft）在結案陳詞中繼續沿用類似觀點，甚至進一步對陪審團說：
If Amber was abused by Mr. Depp, even one time, then she wins. One time, and we’re not just talking about physical abuse, we’re talking about emotional abuse, psychological abuse, financial abuse, sexual abuse.
如果安柏被戴普虐待過一次，那麼她就贏了，只需一次。我們不僅是在談身體虐待，我們還在談論情感虐待、心理虐待、經濟虐待、性虐待。
Because here we are, six weeks of your time, precious time, six weeks of this court’s time, for what? for nothing. Only to go after Amber, that’s psychological abuse.
因為我們在這裡，六個星期的時間——寶貴的時間——六個星期的法庭時間，為了什麼？ 不為什麼。 （強尼·戴普）只為追擊安柏，這就是心理虐待。
按安柏·赫德一方的說法，單是起訴就已經是心理虐待，可以讓罪名成立了。由於安柏·赫德一方的結案陳詞存在種種問題，強尼·戴普團隊曾提出動議，但法官認爲卷宗已經移送陪審團，故不受理。因此，在判決前，不少分析認爲強尼·戴普贏的機會很少，除了定罪條件苛刻外，陪審團還可能會考慮到否定安柏·赫德等於否定女權運動或其他女性問題，而被「道德綁架」，作出有利安柏·赫德的決定。
女權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
十八世紀，英國作家山繆·詹森（Samuel Johnson, 1709-1784）說：「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成為日後詬病愛國主義的常用語。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有沒有可能女權主義也成為了無賴避難所？
如果看安柏·赫德一方的說詞，似乎論證了女權主義也成為無賴避難所。其中一個理據是安柏·赫德一方常「不當」使用女權話語，特別在明示或暗示強尼·戴普本人及其證人有性騷擾、暴力、性侵害、死纏爛打、權力男性（Powerful male）、公開羞辱女性等典型男權加害者特徵，而自己則是男權結構下的受害者、被責難不是完美受害者（ non-Perfect Victim）、被妖魔化（Demonization）的女性、受家暴而患上創傷後壓力症（PTSD）、因審訊而遭家暴記憶二次傷害等等。幾乎完美契合個別女權主義論述中對性別關係的典型描述和刻板印象。
強尼·戴普團隊的策略是為對方女權主義證詞「祛魅」。如在安柏·赫德方的資深心理醫生唐·休斯（Don Huges）作證時，強尼·戴普團隊質疑其25年的職業生涯中，只曾為一名男性作證，該男性還是同性戀者；以及她從未為強尼·戴普進行面診，卻單憑與安柏·赫德的30小時談話作出雙方關係的心理評估等，成功祛除了女權主義的遮羞布，揭露唐·休斯的性別/性取向歧視特質。
另外，安柏·赫德一方宣稱強尼·戴普運用影響力，讓其在電影「水行俠2」（Aquaman 2）面臨替換風險，暗示強尼·戴普如何利用其荷里活-男性-權力封殺她。強尼·戴普團隊請來的華納高層證人濱田沃特（Walter Hamada）確認曾考慮替換安柏·赫德，但原因是顧及安柏·赫德和男主角傑森·摩莫亞（Jason Momoa）沒有「化學反應」，與強尼·戴普無關。
安柏·赫德一方濫用女權主義話語，有時候也會自招惡果。如在質詢證人艾薩克·巴魯克（Isaac Baruch）時，伊萊恩律師嘗試將貼面禮詮釋成親吻（”what is your typical way of kissing women?”），營造「非禮」女性的嘔男形象，但因質詢方式過於不明所以，使效果不佳。
另一個自食其果的例子是錯誤提及凱特·摩絲（Kate Moss）。安柏·赫德為了強調自己在強尼·戴普暴力威脅下的恐懼，不慎說出：「我想到了凱特·摩絲和樓梯（指強尼·戴普推前女友落樓梯的傳聞）」，由於凱特·摩絲被排除在證人列表外，強尼·戴普一方無法傳召這位對己方有利的證人——直至安柏·赫德在庭上引用她。結果是強尼·戴普一方不止傳召了凱特·摩絲，還得到十分明確的否定答案，既使安柏·赫德像個造謠的無賴，也使強尼·戴普得到前女友的品格保證。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事件的女權爭議並非在庭審期間發酵，而是在宣判後才掀起討論。最具標誌性是安柏·赫德的「這是一次女權倒退」聲明：
I’m even more disappointed with what this verdict means for other women. It is a setback. It sets back the clock to a time when a woman who spoke up and spoke out could be publicly shamed and humiliated. It sets back the idea tha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to be taken seriously.
我對此判決對其他女性意味著什麼感到更加失望。這是一個挫折。它讓時鐘倒退到一個女人敢於直言不諱，可能會被公開羞辱的時候。它讓應認真對待對婦女暴力行為的理念倒退了。
律師伊萊恩接受訪問時，亦如此主張，並為家暴受害者難過。伊萊恩認爲這是女權倒退的論點是：
But look at all the women who have no evidence, all these women who suffer from domestic violence, domestic abuse, they don’t have evidence, and basically, what this jury said is unless you pull out your cell phone and you tape record your spouse beating you.
但看看那些沒有證據的女性，所有遭受家暴虐待的女性，她們沒有安柏·赫德那麽多證據。基本上，陪審團是說，你必須拿出手機，把家暴行爲紀錄下來才行。
伊萊恩的辯護引起了不少迴響，如Youtuber GetJaby說：
This is one I have felt conflicted about for a very very long time. She said “unless you have evidence, you can’t make a case.” And I’m like: “but isn’t that the basis of law? “
這讓我長時間以來感到矛盾。 她說：「除非你有證據，否則你不能立案。」我想：「但這不是法律的基礎嗎？」
其他評論也多反對安柏·赫德和伊萊恩的說法。律師理查德·舍恩斯坦（Richard Schoenstein）評論：「#Metoo沒有受到挫折，受挫折是撒謊的行爲和糟糕的律師，#Metoo好好的」。另一位律師凱西婭·厄利（Kaysia Earley）也認爲「每個個案都基於不同背景和事實依據，雖然安柏·赫德提出了數量驚人的證據，但在質量上是堪憂的。」
這也許是本次事件的核心爭議：家暴行爲難以取證，定罪卻要有充分證據。若要定罪，則可能要使用非常手段，如偷拍和與八卦雜誌合謀等，但這些非常行爲可能會成爲雙面刃——證明當事人人格有問題，加强了有「真實惡意」（Actual Malice）的疑慮。
在庭審上，強尼·戴普團隊採取了遠比安柏·赫德方明智的策略：承認缺點。他們承認強尼·戴普有嗑藥和酗酒的習慣，而堅決否定曾毆打女性，使強尼·戴普像一個會犯錯——但絕對沒有犯下家暴指控——的普通人。因此不少媒體在描述此事時，往往使用「這是一場有毒的關係（toxic relationship）」起頭，但以「判決沒問題」為結論的句式。
相比之下，在男方律師沒有責難女方不完美下，安柏·赫德堅持塑造「完美受害者」的人設。安柏·赫德否認幾乎所有對她不利的描述，從難辨是非的操縱八卦雜誌到證據確鑿的虛假承諾都一概否認。因此，當節目主持人薩凡納·格思里（Savannah Guthrie）問強尼·戴普團隊，爲什麽安柏·赫德會輸時，答覆是「她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didn’t take accountability for anything”）。安柏·赫德的回應，則如同其律師的結案陳詞，指責對方的批評都是在要求她當一個完美受害者。姑勿論孰是孰非，肯定的是安柏·赫德十分清楚並引用了「完美受害者」的概念。
即使他們兩個都有明顯的性格缺陷，強尼·戴普呈現了比安柏·赫德更關鍵的美德：真誠，驗證了「誠實是最好的策略」（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強尼·戴普大方承認嗑藥、酗酒，語帶輕蔑地確認對伊隆·馬斯克（Elon Musk）的咒罵，顯得他像個真性情的壞男孩，將證詞上猶如小紅帽般純潔無辜的安柏·赫德反襯成狡辯的無賴。
不過，就如庭上心理學者香農·科里（Shannon Curry）分析，安柏·赫德患有邊緣型人格障礙和表演型人格障礙，安柏·赫德則自稱患有因家暴造成的創傷後應激障礙。不論如何，都意味她的撒謊行爲可能不是偶然、一次性或有意識的行爲，而是從小培養的結果。心理醫生Angelica分析這次事件時，指出一般人會明確認知到自身在撒謊，但有童年創傷的人，要不像強尼·戴普選擇逃避；要不像安柏·赫德般自小用謊言修飾世界觀，從而難以分辨自己是否在撒謊。因此，在這無賴形象背後，可能只是另一個破碎心靈。
It’s ‘Me Too’ Without the ‘Me Too’
狹義上的#MeToo運動指當事人控訴被某人性別霸凌時，其他受害者在推特上#MeToo，一起指控說：「Me too! 我也被他/她性別霸凌！」。強尼·戴普律師本·周（Ben Chew）之所以主張「這是一場沒有人跟隨的#MeToo運動」（”It’s ‘Me Too’ Without the ‘Me Too'”），因為當這位被《華盛頓郵報》認證的#Metoo代表控訴自己被·強尼·戴普性別霸凌時，沒有人跟隨說：「Me too! 我也被強尼·戴普霸凌了！」——反而他的前妻、前女友們十分樂意作證：「強尼·戴普不是這樣人。」
西方社會一直存在對#Metoo運動的批評，但很少被主流媒體報道，如《時代》事後仍主張安柏·赫德被構陷為壞受害者（bad victim），無視已公開的庭審過程，自然也無法阻止女權主義往無賴避難所方向變質。BBC曾發文討論#Metoo運動的困境，指出性別問題的本質是權力不平等，而非片面的性別衝突。現在「屠龍者終變惡龍」，原本以打倒權力分配不均的女權主義亦難免被權力腐化，就如愛國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等思潮產生的濫觴，只要能賦予主張者某種形式的權力，就必然導致腐化。
安柏·赫德以及個別女權主義者運用權力的方式，基本上就是重演從法國大革命、納粹崛起到文化大革命以來，屢見不鮮的權力運作模式。在敘事上，他/她們是被壓迫者，當下權力結構的受害者；在現實中，這種「受害者主張」賦予其道德正當性，通過指控對方為加害者（如男權主義、沙文主義），給予某種形式的「報復性」打擊（如取消文化）。
一旦宣稱支持某種主義，即可獲得某種隱形權力時，社會各階層便會紛紛效仿，造成濫用，滋生腐敗。盲目支持愛國主義，導致公權擴張；盲目强調自我防衛，導致槍械橫行；盲目主張言論自由，導致謊言四溢；盲目信仰生命權，導致失去生殖權——此事件則展示了盲目擁護女權主義的後果。
2022年6月可說是女權運動全面敗退的特殊時期。短短一個月內，美國先後宣判了強尼訴安柏案和推翻了羅訴韋德案，安柏·赫德使#MeToo運動的聲譽受質疑，推翻羅訴韋德案則使女權運動面臨實質倒退。臺灣若能借鏡此矛盾對立的案例，重新釐清女權主義的底線和濫觴，或可使本土女權運動擺脫對西方附驥攀鱗，開拓出前人未竟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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