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獲得奧斯卡最佳長紀錄片提名外，直至現在，《國有器官》已贏得多個國際獎項，包括加拿大電影雄獅獎的最佳導演和最佳音樂獎、美國金勳章電影競賽獎、藝術電影精神獎以及曼哈頓電影節的最佳人權紀錄片獎。此外，該片還成功入圍了蒙特利爾獨立電影節和歐洲戲院電影節等多個重要影展。
《國有器官》運用嚴謹的調查手法和翔實的資料，探討「活體器官移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的行為，深入揭示了中國器官移植產業鏈的運作機制。同時，影片通過對受害者的口述歷史、專家的證詞及相關資料的綜合呈現，不僅旨在喚起公眾的關注，也試圖促使國際社會對這一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討論與行動。
本文將簡要介紹中國器官移植產業鏈的基本運作模式和相關背景，旨在為觀眾提供關鍵的知識框架，讓大家在觀看《國有器官》時，能夠更全面地理解影片中所呈現的複雜議題。
一、「特供」器官
近來，有關青少年和兒童失蹤，或在醫院被莫名宣告死亡的新聞和傳言日益增多。而在牆外，關於人口販賣、新近發現的微信聊天記錄、術後病患失去腎臟、以及醫院急切要求家屬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的語音資料等，不斷在網絡上流傳。這些現象引發了廣泛關注，並被認為與中國經濟下滑的現狀息息相關，尤其是中國政府在過去數十年間建立起的成熟器官移植產業鏈更是其中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
中國器官產業鏈的目的極為明確，就是為高層官員提供專屬的器官移植服務。眾所周知，在中國，政府高層享有特供飲食，而實際上，他們還享有專屬的器官供應，可被視為「延壽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計劃的背後，是對高官壽命的延長目標，特別是在2019年，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無意間透露，其正在實施一項針對中共領導人的「健康工程」，其延壽目標甚至高達150歲。
然而，這一目標的設置引發了諸多疑問：當前科技能否支持如此長壽？難道要為高官實行基因改造嗎？事實上，現階段最為穩妥且切實可行的延壽手段，便是器官移植。通過將年輕、健康的器官移植到老齡化的高官體內，達到延長壽命的目的。這一操作不僅技術上可行，而且在成熟的器官產業鏈支持下，成為維持高層健康的重要方式。
二、「在我取眼球時，他的眼皮還在動，他是活的」
一般而言，器官捐贈被視為一種「遺愛人間」的高尚行為，通常是在個人去世後，根據事先簽署的器官捐贈卡或同意書，將可用的器官移植給有需要的病患。然而，中國的器官移植產業鏈存在與此截然不同的做法。為了提高移植的成功率，往往使用「活體」的器官進行移植，從純粹的醫學角度來看，這樣的新鮮器官能夠保持更長時間的生物活性，大幅提升了移植手術的成功機率。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一個無神論、缺乏人文主義倫理基礎的社會裡，人被簡化為一種生物學資源——一個供應器官的載體，其生命價值被嚴重低估，甚至與其他供養用途的牲畜無異。這種觀念使得對生命尊嚴的尊重被忽視，為了利益而違反基本人道原則的行為成為可能，這不僅是對人權的極大挑戰，也揭示了器官移植產業背後的深層倫理危機。
此外，當代中國社會崇尚「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此種强調目的論思維，為了實現目標，手段往往變得無關緊要。這種觀念在高層延壽計劃中尤為突出，為了達到延長壽命的目的，無論使用何種手段都可以被合理化，過程的合法性與倫理考量似乎變得次要。
由於器官是被有目的地摘除，因此這一過程自然缺乏應有的仁慈與關懷。如為了避免目標器官吸收藥物，接受摘除的人通常不會接受任何麻醉藥物，這樣一來，器官在摘取後便沒有藥物殘留，從而更加適合移植。在手術過程中，受害者被綁在手術檯上，器官摘取的過程如同工廠化屠宰，事實上，即使豬隻也是在被電暈後才被屠殺，可以説受害者在器官移植產業鏈中，真的「豬狗不如」。
器官取得方式變得極其冷酷且功利化，無論是利用死刑犯、政治犯，還是在醫院患者中篩選匹配器官的對象，甚至是通過綁架進行非法獲取。任何手段都可以在這種「結果導向」的邏輯下被正當化，揭示了器官移植產業背後的倫理滑坡，生命價值完全淪為達成目的的工具。
因此，中國擁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器官來源」，這使得其高層官員能在三到五天內迅速完成器官匹配，這一時間跨度與西方國家通常需要的兩至三年等待期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一現象彰顯了中國的器官供應鏈擁有極其高效的運作機制，但反過來也意味著，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獲得器官匹配，必然需要大量活體供體的存在，才能確保高官的手術能夠「隨到隨做」。
必須知道的是，活體器官在摘除後至移植之間的時間通常不能超過六小時，這就暗示著在中國的醫療體系中，有大量的活體器官是「隨傳隨到」的，而非僅僅依賴於那些持有器官捐贈卡的自願捐獻者的悲劇性事件。這一事實使得人們不禁質疑，中國器官移植的背後是否存在著系統性的對人權的侵犯，以及這種高效運作的道德基礎何在。這不僅涉及醫療倫理的嚴重挑戰，也引發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器官移植實踐的廣泛譴責。
三、器官移植產業鏈
根據中國官方數據，器官移植的案例數量從1998年的1,049例驟增至2019年的19,454例，增長率超過17倍。然而，這僅僅是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根據多家媒體的整理，實際的數字可能更為龐大，在在説明中國内部已經發展出完整、龐大的器官移植產業鏈。
對此，我們不禁要問：如此大量的器官供應來源究竟是什麼？難道真的是剛好有如此多的器官適配者在剛好的時間點遇上不測？這樣的情況顯然不符合常理。更何況，在實際操作中，一個成功的移植案例往往不僅僅依賴於一副器官，可能需要多副器官備用，才能確保高官不會因手術失敗而死亡。
中國活摘器官的情況之所以暴露出來，正是因為其運作高效、快速且適配度高。21世紀初期，中國並未擁有大型的器官匹配系統，也缺乏當下的全民資料庫及「大數據」概念，但在1999年以後卻能夠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器官匹配和移植，這引發了更多疑問：這些適時去世的供體究竟來自何處？
對此，黃潔夫提出了「死囚論」，認為只有「死囚」才能由政府控制摘除器官的時機，而以法輪功人士為首的異見人士則成為了「死囚」的主要來源。這一觀點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因為它揭示了政府可能利用特定群體進行器官供應的潛在操作，進一步引起了外界對中國器官移植實踐的思考。
早期中國活摘器官的受害群體主要是法輪功人士。這些人在政治上遭到政府的排斥，因而成為一個極具爭議的群體。在意識形態層面，中國政府宣揚唯物主義和無神論，對所有宗教信仰持有顯著的偏見，法輪功被主流社會視為「邪教」，因此不僅不受到政治和社會的同情，還成為了可以被任意「處理」的犧牲品。
直到近年，中國的器官移植產業鏈甚至呈現出半公開化的趨勢。例如，在2022年，香港的一家醫院因使用來源不明的內地器官而引發爭議。而隨著經濟下行，以及鞏固政治忠誠、人均預期壽命上升、長期以來空氣和食品質量低劣造成的健康後遺症等因素，器官移植在中國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對於器官的需求也呈現出增長的趨勢。
由於需求的上升，活摘對象的範圍似乎已經從過去隱蔽的囚犯，逐漸擴大到醫院患者和曾進行體檢的學生等群體。在社會輿論和網絡時代的背景下，與器官移植相關，真真假假的影片和資料不斷在牆外媒體傳播，不僅使器官移植的問題暴露於公共視野之下，更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器官移植實踐有更多的關注與批評。
三、《國有器官》
《國有器官》歷時六年拍攝，透過大量第一手證詞，部分來源於曾參與活摘器官的醫生。導演章勇進表示：「鄭治醫生啟發了我拍攝這部電影。他是第一位親眼目睹活摘現場的（中國）軍醫，並勇敢地站出來作證。他提到，在活摘過程中甚至不使用麻醉藥。這一罪行的殘忍和他的勇氣深深震撼了我。我希望能盡我所能，幫助制止這一暴行。」
這部電影從受害者的視角出發，通過兩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展現他們在歷史大背景下的真實感受。同時，影片也將聚焦於目擊證人、參與迫害的人以及參與活摘手術的醫生，探索他們在這一過程中所經歷的心理變化。這種多角度的敘述方式不僅能夠揭示事件的複雜性，也讓觀眾能夠更深入地理解這些人物內心深處的掙扎與痛苦，期望引發更廣泛的社會關注，並促進對這一人權問題的討論與反思。
中國的器官移植系統是由黨、政、軍、司法及醫療系統共同建立的一個完整產業鏈。因此，一方面使得中國在器官供應方面出現了「供大於求」的情況，與國際上普遍存在的「求大於供」形成鮮明對比；另一方面，當《國有器官》在台灣各大影院上映時，許多影院和媒體隨即接到了炸彈威脅，顯示出對該影片揭露的敏感性和潛在的政治影響。
儘管面對這些威脅，《國有器官》不止決定繼續上映，甚至進一步在流媒體平台上上線，讓觀眾能夠自由付費觀看（鏈接）。這一舉措不僅顯示了製作團隊對於揭露這一重要議題的堅持，也彰顯了對於言論自由和人權問題的重視。影片的上映，無疑將激發更廣泛的社會關注，並促使更多人思考和討論中國器官移植背後的道德與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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